【新旧文存】荷兰大选：一个红色堡垒的陷落一辈子舞文弄墨。先是当干部、教师，被称为作家，有作家协会的会员证；后来又当记者，当编辑，有时有证有时无证，服务于有名的大媒体与无名的自媒体，从天天手写到日日当键盘侠，积累下来，用一句成语就是“汗牛充栋”了。

　　亲人问，怎么找你的文章呢？我说不看也罢，但亲人坚持。我只好说，找中国写的容易，寻海外的难，因为我用过很多笔名，从程石到申依，还有河边叟、老记伏NET、路人丁、瘦死的骆驼什么的，还有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的舒图，即兴而来，五花八门。

　　还写不写？当然写，继续写，如杨绛先生百岁高龄的笔耕不辍，不为什么，对于一位热爱文化钟情汉字的老人来说，这是一种最好的养生，在码字的过程中不断开动脑筋，可以推迟很多疾病的发生。

　　还有，可以防止在剽窃和内卷盛行的当今人世，有人拿去了我的东西，或原封不动，或改头换面，盗小名而欺大世，此事有过；或者用我之真名或笔名，炮制一篇子虚乌有的东西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起码背个包袱，此事也有过，并不止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因此，有必要整理一番我的文稿。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就不是，硬气怼回去。

　　一个老人，最珍贵的是什么？于我而言，是照片，是亲笔写下的文字，可以窥见自己的一生留在大千世界中的思维轨迹，雪泥鸿爪。

　　新新旧旧共铸一炉，故名之为新旧文存，分门别类，只为保存，换不成硬通货——部分已经兑现，当不了敲门砖——上天堂只要善良。

　　读者诸君，知道荷兰有个叫做Oude Pekela的市镇吗？市镇不大，只有8000人；也很穷，属于荷兰最穷的，但是，却很有名。

　　这种名气，一是基于其历史原因而获得的，因为这里被喻为荷兰红色根据地之一；二是这个历史上的红色根据地，最近却出现了反难民的集会。去年9月份，左翼色彩浓厚的（De Volkskrant）就以“In Oude Pekela wetenze één ding heel zeker: asielzoekers deugen niet”为题作出了报道，配以集会Paul Röbbecke的照片，他成立了一支市民保安队，旨在对付难民营中的“外国人”，维护8000多村民的安全。这文章和照片当然被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看到了，成为其大选政纲的一个依据：一个难民也不要！

　　Oude Pekela，在北部的格罗宁根省，离德荷边境线公里，附近更大一点的城市是Winschoten。

　　小镇很穷，2014年在杂志《Elsevier》的财富排行上的最末一位，中央统计局数字显示，人均年收入为24700欧元，全国最低；平均楼价也是全荷兰最低的，12.8万欧元。《Elsevier》的排行，也触发了另一个媒体组织EO的灵感，拍摄了名为“在荷兰最穷的村庄生活半年”的纪录片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在荷兰，再也没有像Oude Pekela名声这样差的村子了。

　　这里失业率高、收入低、社会设施差，犯罪率也高——说起犯罪率，这里80年代曾经流传着恋童犯的故事，说是这里出现一名化妆成小丑的恋童犯，专门引诱儿童。但是，实际上却没有发现，这也许是人们对不良印象产生的幻觉，中国人俗语说的“疑心生暗鬼”吧三亿体育官方App下载。不过，这里失业率高是事实，失业的人们，每天除了在房间里抽烟，无所事事。

　　当然，从外表看来，这里比起法国和英国的穷困村子，情况要好得多。这是荷兰的一个特点，从外表来看，全国的小镇基本上差不多：有不错的市容，有整齐的房子，市中心有社区中心，包括有酒吧、小图书馆、桌球室、会议室、健身房等，这里甚至有一个业余足球俱乐部VV Noordster。

　　一名失业的单亲女性Rianne Kapteijn和女儿住在一栋带花园的石头房子中，她觉得很幸福，不觉得自己很穷，她一直支持自由党（PVV）。

　　一位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Simon Kuper认为，这跟荷兰的社会福利优越有关，在荷兰单亲失业者的援助金，是英国的三倍，子女津贴也比英国多。他说，在英国，穷困地区的人很反感记者，但是，在这里，人们都很愿意接受记者采访，最好是请他们喝上一杯茶或者咖啡。

　　这里曾经以挖泥煤致富，现在还遗留着一些19世纪由富有的船主建造的豪宅。当泥煤资源没有了，就成为一个工业区，渐渐成为了主义的摇篮，因为，这里生活着工厂的劳工，不时发生劳资冲突，先后成为荷兰工党大本营和荷兰党的发源地之一。

　　现在，村子中还有当地出生的20世纪后期荷兰党之一的Fré Meis以及普通劳工的雕像。

　　这里，还曾经有过人数不少的犹太人社团，但是，二战之后大多数死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中，目前的犹太人活动痕迹就是一个犹太坟场。

　　近年来这个小村镇发生了一些变化，2012年的大选中，右翼的自由党成为了该镇的第三大党，拥有14%的支持者，今年，估计支持者的数字还会上升。为什么呢？

　　上世纪，这里的工业衰落之后，1998年，政府要在这里设立政庇收容中心，并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，因为这可以得到政府的津贴，可以带来就业机会。这里的收容中心有大约400个床位，从2001年开始运作，这里的外国人多起来了。

　　随即，世界和荷兰都发生了一些大事，首先是美国的911事件，然后是荷兰的民粹主义家Pim Fortuyn的崛起与遇刺。恐怖主义、伊斯兰、难民以及移民等问题，成为至今仍然困扰着西方世界的话题。

　　在Oude Pekela，难民中心渐渐成了一个话题。难民，他们真是难民吗？在这个没有电影院、舞厅和火车站的小镇，当地年轻人眼馋地望着在难民营进进出出的难民，他们到超市买啤酒，他们从银行提款机中取钱，他们拿着手机，穿名牌衣服。这里的年轻人想：这些难民被政府惯坏了！

　　但是，市议员Siegers说，过去不是这样的，你可以看到难民到老人院中服务，在足球俱乐部中踢球，关系还是很融洽的，甚至有已经拿到居留的难民，定居在这里。

　　但是，随着难民的增加，问题也就多起来了。开始是年轻人和难民发生冲突，接着，出现更多的事件，商店中偷东西啦，袭击啦，拦截少女的单车啦，随便往人家花园中撒尿啦，调戏村中女性啦，等等，都与难民有关。来自当地居民的投诉渐渐增加。

　　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终于在去年9月份，这里发生了针对难民营的集会。尽管，关于这次的人员有不同的说法，有的说，者多数不是本地人，而是别的地方的人，属于极右组织。当地市长Jaap Kuin和内政部长Ronald Plasterk都是这样说。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当地人对难民也越来越反感，导致的后果，是他们对反对荷兰接收难民的政党——自由党的支持。

　　就在发生行动的当时，当地超市，也发生了一宗难民盗窃事件，巡逻的警员不得不前往处理，当地民众，也议论纷纷，自发地发生了表达不满的集会行动。市长大人，也不得不面对市民的责难。

　　这个红色堡垒陷落了，这里的事情充实了自由党的一贯说法：贫穷的白人村庄，印证着海牙的精英集团的失误，难民的故事不可信！

　　但是，红色堡垒毕竟有其红色的土壤，加上教会的势力，同情和支持难民的人士结成了阵营。当市长宣布将包括“问题组别”在内的130名难民调往其他难民营的时候，似乎传达了一种信号，这里的难民不老实。这个支持难民的阵营也集会了，有人还引述圣经上的文字，说上帝是如何如何说的。

　　有人说，人们长期帮助难民，得不到媒体的关注，可是，只是50多个身上有纹身者的反难民，却成为新闻，这合理吗？

　　这个村子，因为难民中心的到来，形成了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阵营。不过，即使是当地自由党的支持者，也认为，要将真正的难民和前来荷兰“寻找快乐”的“假难民”区分开来。

　　日前，前工党领袖Wouter Bos赞扬了维尔德斯，认为维尔德斯“能够很好地及时地准确反映了民众的情绪，并懂得如何引导媒体，但是，左翼政党却没有及时觉察移民政策带来的变化及其后果，一味定位在既定的政策中”。

　　一个政府当然会不断碰到新问题，但是，如何及时察觉并采取有效的措施，加以引导解决，这是为政者之道。荷兰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积累了那么多的问题，谁之过？

　　但是，难民问题始终是本届大选的一个重要题目，尽管可能没有维尔德斯强调的那个分量，因为，这是他赢得民心的得分的武器。